满头白发，白得没有一根杂质，精神矍烁，步履矫健；在厚厚的玻璃镜片后，有一双睿智而含笑的眼睛。他有着北欧人的身材和长相，却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，甚至包括四川方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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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近日，在哥德堡号造访广州期间，马悦然教授参加了在中山大学举行的“中欧文化接触与交流——纪念高本汉学术研讨会”。

　　昨天，利用研讨会的间隙，记者对马悦然进行专访。 “诺贝尔文学奖其实没有那么重要”、“中国人不应该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外文，”……这位82岁的学者思维清晰而敏捷，屡有惊人之语。

　　不要把这个奖看得太重

　　记者：“哪位中国作家有望获诺贝尔文学奖”、“中国作家距离诺贝尔文学奖有多远”，这样的话题近几年一直在中国国内争论不休。你怎么看待中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心态？

　　马悦然：我想告诉中国的作家们，不要把这个奖看得太重要了。它其实没有那么重要的，它并不是“世界的中心”。

　　我们选出了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，但不能说这个人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作家。我们只是认为这个人写的东西是个很好的作品，就这样而已。现在这个世界上有500个作家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，但是每年只能发一个。

　　记：在全球化的今天，面对不同的文化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如何能做到公正？

　　马：这是不可能的。标准很苛刻，作品文学价值要求很高。公平只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观念。

　　很多人让我帮其得诺贝尔奖

　　记：你虽然一再强调这个奖并不是那么重要。但事实上，一些中国作家仍然很在乎。

　　马：我现在每个月至少会收到15封信，给我寄稿子，要我把书稿翻译成瑞典文、出版，给他们弄一个诺贝尔文学奖……

　　(那你帮助他们了吗？)当然没有！因为我翻译的是我自己感兴趣的、自己喜欢的作品。

　　记：有一种说法，中国作家走向世界的一个障碍是缺少好的翻译家。你怎么看？

　　马：一个中国人，无论他的英文多么好，都不应该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。要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，需要一个英国人，文学修养很高的一个英国人，他通晓自己的母语，知道怎么更好地表达。现在出版社用的是一些学外语的中国人来翻译中国文学作品，这个糟糕极了。翻得不好，就把小说给“谋杀”了。

　　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

　　记：你最近可有翻译一些中国作家的作品？

　　马：这段时间，我在翻译山西作家曹乃谦的《到黑夜想你没办法》(连说两遍书名，语气轻柔)。译本在瑞典马上就要出了。这部小说，写的是山西北部山村的农民在“文革”时候的生活，他是用农民的语言来写作，非常动人。在1973、1974年，他们穷得要命，吃的都是土豆。这不仅是物质上的痛苦，精神上也有一种痛苦。(语气突然变得愤慨)中国要是没有办法把农民问题解决好，那中国就没有希望了(注：助手陈文芬说，马悦然前年去了作家李锐插队时呆过的山西邸加河村，目睹了当地一些农民的现状)。

　　记：许多人都知道你致力于研究、传播中国文学，却不知你也关注中国的社会现状。

　　马：是的，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，是我的乡愁。

　　本版采写：本报记者许黎娜实习生邵乐园

　　马悦然盛赞广州“山楂鸭”

　　7月18日，马悦然第二次来到广州。

　　早在1946年，马悦然进入斯德哥尔摩大学，跟随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先生学习古代汉语和中国音韵学。1948年，他来到中国四川做方言调查，1950年与中国人陈宁祖女士结婚。1958年，当时在瑞典驻中国大使馆工作的马悦然第一次来到广州。

　　1956年到1958年，马悦然出任瑞典驻中国大使馆文化秘书。自1965年以来，马悦然将大量的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瑞典文,除了《诗经》(部分)、唐诗宋词,还有郭沫若、艾青等人的作品，以及朦胧派诗人北岛、顾城等的诗作；他还翻译了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和沈从文、李锐等当代作家的作品。同时，马悦然也用中文写作，前年出版了中文书《另一种乡愁》。1985年，马悦然当选瑞典学院院士，成为了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的一名评委。

　　时隔近半个世纪，再次踏足广州，马悦然感慨：“完全是两个世界。”此行在广州期间，马悦然到清平市场和沙面逛了一些古董铺子，可惜没有淘到宝贝。令他赞不绝口的是在广州吃到的“山楂鸭”。